满天星斗三星堆光彩夺目

青铜大立人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局部）

三星堆出土的铜罍，罍与尊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

三星堆陶器 余茂智 摄

白路/文 图据新华社、三星堆博物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蜀道难》，展现了蜀道的崎岖险难与壮丽雄奇，却也给世人留下了极大的误解：四川盆地自古就闭塞偏远，跟外界几无交流。三星堆“一醒天下惊”，神秘的三星堆文明，证实四川盆地与外界的交流在夏商时期更为紧密，从地域上拓宽到北至中原黄河流域、南至印度、两河流域，从文化上延展至近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对话

满天星斗缔造中华文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崎先生曾言：“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三星堆文明是古蜀先民的伟大创造，展示了源远流长、自成一系的灿烂古蜀文化。其出土文物充分证明了与古代黄河文明并存的长江文化的存在和多姿多彩；证明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源远流长。

从陶器上看，三星堆文化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颇有渊源。三星堆早期的陶盉与二里头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三星堆陶豆的形制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不过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三星堆的“将军盔”（熔铜的坩埚），也与河南安阳殷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从青铜器上看，更能看出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源远流长，在殷商时期关系更为密切。三星堆青铜器展现了在造型艺术和青铜铸造工艺方面，具有高超的水平。三星堆的铜尊、铜罍明显受到了殷商青铜礼器的影响，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说明面对商文化的影响，古蜀人有所保留和有选择地吸收，是不失主体的一种文化交流。

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是分别位于成都平原至川东及三峡一带的两支青铜文化，其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因而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文化圈（区）。自夏时期起，这个文化圈内开始渗入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而至商时期，则又大量接受了二里头和殷墟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早期蜀文化和早期巴文化在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

那么，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是通过什么路径与中原地区交流的呢？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古代四川的交通有栈道和索桥，并不如想象的困难，而且长江由三峡顺流东下，更不能限制习惯于水居民族的来往。”三星堆古蜀文明与中原殷商文明之间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而顺长江上下则是一条主要途径。较之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四川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紧密。

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的比较研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三星堆不少青铜器和湖北、湖南所出类同，就是很好的证据。此外，纹饰是青铜器物的一种语言，通常表达着器物的文化性质和特点。很多学者注意到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长江中游和陕南等地出土青铜器的相似之处。

除了长江流域，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经由汉中之地，陇蜀之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西周初武王伐纣，联合西土八国会师牧野，古蜀王派兵参与征伐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在开明王朝开凿金牛道之前，古蜀国北面的交通显然早已存在，古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久远。在陕西成固出土的铜器物群中，即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期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

以青铜造像群为代表的文化主题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展现出自成一系的浓郁的本土特色，同时又显示出许多外来文化因素。这应该是古蜀人既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长处，又对本土文化的优越充满自信的表现。三星堆时期，古蜀国势足以与中原殷商王朝相抗衡。蜀与商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较为密切的文化与经济交流，是分属于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文明中心。正是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随着相互间的交流融合，它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青铜时代最杰出而辉煌的篇章。

蜀身毒道联通两河文明

古蜀人跳出盆地“睁眼看世界”

青铜纵目面具为三星堆“六大国宝”之一，这一奇特的造型也可看作古蜀先民跳出盆地“睁眼看世界”的一种隐喻。这也提示我们，探究三星堆的秘密需要更加宽广的视野。

三星堆文明和近东文明，相距万里，中间隔着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恒河平原以及印度大沙漠、伊朗高原……然而这些对古人来说无异于天堑的艰难地形，却未曾把这两种文明真正隔绝。三星堆金杖、青铜雕像、海贝等文物的发现，成为古蜀先民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佐证。

以金杖为代表的三星堆金器出土，展示了与同时期主导中原的二里头文明迥异的审美意趣。中原商周文明的特点是礼制文明，用各类礼器来象征权力，青铜和玉在礼乐制度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三星堆社会似乎与中原礼乐文明不同，并不使用成套青铜器礼器。权杖习俗是古代西南地区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持有此杖不但表示拥有政治统治权，而且表示掌握了通过神树沟通天地的神权。作为一种昭示身份、象征权威的特殊器具，权杖最早出现在近东地区，然后逐步向欧洲、亚洲传播。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出现权杖，两河流域早在苏美尔文明时期（约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2700年）也开始出现使用权杖的现象。中国发现与近东地区类似的权杖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包括有玉石和青铜的权杖头。古蜀是西南地区使用权杖习俗的源头，受三星堆古蜀文明权杖习俗的影响，西南地区出土杖及杖形制的区域有成都平原、盐源盆地、滇西地区、滇西北地区和滇中地区。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来源，也把线索指向了南方。学者通过三星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发现三星堆使用的青铜器原料部分来自金沙江中游地区。

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中原文化中没有青铜雕像的传统，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开始形成青铜雕像文化传统，在乌尔发现的青铜人头像是其一例。在尼尼微出土了阿卡德·萨尔贡一世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在印度河文明中，有摩亨佐·达罗城址出土的戴手镯臂钏的青铜舞女雕像；在更远的埃及，则有第六王朝法老佩比一世和儿子的全身青铜像。而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则出土青铜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共计82具，中原地区的商殷墟中却没有一件与之相类——这不由得又让人将其文化渊源指向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皆非成都平原所产，其中一种齿货贝，仅产自于印度洋的深海区域。这种产自印度洋深海的齿贝，除了三星堆遗址，还在四川西昌，云南大理、禄丰、昆明、楚雄、曲靖等地多有发现。由此，崇山峻岭中一条连接成都与古印度的隐秘通道已被勾勒出来。

三星堆文明和近东文明相距万里，如何交流互动？除北方丝绸之路外，其实，从成都出发通向古印度的隐秘通道“南方丝绸之路”，早在殷商时代已具雏形，并在战国时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条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古道，史称“蜀身毒道”，它总长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历经沧海桑田、人事兴亡却从未断绝。一代又一代的商人，驱赶马匹，驮着蜀地的丝绸和邛杖，穿行在密林小径，到达东南亚的掸国（今缅甸）与南亚的身毒（今印度），换回金、贝、玉石、琥珀、琉璃。而来自蜀地的丝绸和邛杖，则一路向西，再从印度翻山渡海抵达中亚，直至地中海沿岸。

“蜀身毒道”曾并不为众人所知，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外学者相继论证了它的存在和重大作用之后，这条古代亚洲的大动脉才为世人注目，被命名为“南方丝绸之路”。至少从商代晚期开始，古蜀人就与中原王朝、西南夷地区和东南亚、南亚乃至近东地区展开交流。

三星堆展示了古蜀文明的开放包容。有学者提出，三星堆文明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既吸收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因素，又吸收了来自长江上游地区及西亚古老文明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它是与中原文明既有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又一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