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六千余年前已了解银河，《诗经》中有很多对银河的描写

我们在唐诗中经常看到一些关于银河的句子，而我国对银河的了解要比这早的多。

关于“银河”，中国先民至少在距今6500年之前就有清晰了解了。

《考古》1989年第12期刊载的濮阳西水坡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里说，前四千纪中叶的这个原始宗教遗迹，其第三组象征天宇世界的遗存中，有以众多蚌壳摆放星辰象征银河的设计。

如果说文学作品中的“银河”，众多唐诗已经是晚了千百代的“后生晚辈”。现在所知，最早说到“银河”的，是《诗经》。

《大雅`棫朴》曰：“卓彼云汉，为章于天。”《毛传》：“云汉，天河也。”《大雅`云汉》曰：“倬彼云汉，召回在天。”

可知，古代，“银河”亦称“云汉”“天河”。

《棫朴》据说写于周文王九十之际，那就是前1000年之前了，早了唐代1600年以上。

汉代石画中的牛郎织女

不仅如此，唐诗里频繁出现的“牛郎织女”传说，比如杜牧《秋夕》、林杰《乞巧》等等，追根溯源，同样来自《诗经》。《小雅·大东》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这也早了约1500年。

前面说到，古人亦称“银河”为“云汉”“天河”，另外还叫“天汉”“天江”“天杭”“银汉”“银潢”“星河”“星汉”，等等。

中国上古先民对“云汉”“天河”“银河”的认知，无疑来自长久坚持不懈的天文观象。

《晋书.天文志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很重要的著作。说到“银河”，其曰：“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传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并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文中所说，皆为“银河”“天河”走向及所“流经”星宿名称。

说到“河图”“洛书”的来源，有说出于伏羲之手的，有说出于大禹之手的，还有说是地球以前高等级文明“遗存”甚或是外星人“馈赠”的。

凌家滩遗址玉版“洛书”

其实，“河图”，应该是上古先民绘制的“银河”“天河”星图。

《尚书.顾命》讲周成王病故前传位于康王。其中说到传位仪式现场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历代对这段话注解莫衷一是，一般把“天球”“河图”解释为“天色一样的大玉”和“带水纹的大玉”。

然而，《易·系辞上》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说，古代天文观象是“圣人”的“特权”；根据天象预卜吉凶以及按照天象“则指”制定地上的治理规据也是“圣人”的“特权”。

《尚书》首篇《尧典》里，就充分讲述了帝尧、帝舜如何掌握这种观测天象“特权”，并如何依据天象实行治理——包括观察璇玑玉衡即北斗七星的星象，视其斗柄所指方向来确认四时、节令、物候，以处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这七项与民生有关的要政。

联系起来看，《顾命》所讲的“天球”，当为彼时早已形成的“盖天说”之“天球”；“河图”，当为包括“银河”“天河”在内的星图。这样的解释，似更合理。

而“洛书”，则应为新石器时代古人就以“立表测影”绘就的“八方九宫图”及其“数术”理论。

最后说几句现在的四个直辖市之一“天津”的得名。对此，历来有多种说法——星官说；缘河说；关口说；赐名说；七十二沽说等等。

乾隆年间《天津县志》采用“星官说”，依据是古籍所载“尾亦为九子箕，亦曰天津”、“天津九星在虚宿”。这个说法应该靠谱。

古时有“分野”理论，天上星宿一一对应地上人间一个区域。《淮南子·天文》载：“角、亢，郑；氐、房，宋；尾、箕，燕；……。”《晋书·天文志》曰：“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汉，一曰天江，主四渎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

“天津”由“银河”“天河”而得名，因为其在天上所经的“尾”“箕”，其“分野”恰好对应地上“天津”这块地方。

古时的“燕”地方大了，其他地方为何不叫“天津”？因为，古人认为“银河”“天河”也通海，恰恰地上的“天津”符合这个条件。只是“天津”得名于何时，暂时还考证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