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给岳飞的最后一个机会：让岳云入宫当侍卫，岳飞却一口拒绝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战争正在进行中。岳飞转战安徽期间，途经安徽广德县金沙寺。四月十二日，岳飞在戎马倥偬之余，来到金沙寺礼佛。在金沙寺的墙壁上，岳飞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征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多少个世纪之后，聆听到这位英雄的内心独白，仍然能感到那份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一腔深沉火热的爱国之心，让人泪目。

然而，岳飞这样一位忠心似铁的爱国英雄，最终却在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在临安府诏狱中被宋高宗赐死。岳飞之死，是中国古代史上的著名的冤案，千百年来，无数世人一直为岳飞感到痛惜不已。而幕后元凶宋高宗，也被视为一个昏暴之君。

事实上，岳飞和宋高宗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南宋建立之初，兵微将寡实力薄弱，在金国铁骑的凶猛进攻下，风雨飘摇，奄奄一息。金国势力最猖獗时，甚至一度打过长江，逼近杭州，宋高宗赵构“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茫茫天地间竟然没有容身之地，最狼狈时被迫乘船下海躲避金兵追捕。

在一片哀鸿遍野之中，岳飞挺身而出，以非凡的勇气和才干，扛起抗金卫国的大旗，与金兵展开殊死搏杀，成为南宋抗金大业的中流砥柱，也成为南宋军民的精神偶像。正是得益于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武将群体的努力，南宋才得以度过立国之初的生存危机，在江南站稳脚跟。

在这个阶段，宋高宗对岳飞非常倚重和信任，与岳飞的关系，是融洽而亲密的。他屡次召见岳飞，不断给予岳飞升职和重赏，赐予其御笔亲题的“精忠岳飞”大旗。岳飞年仅三十出头就当上了节度使、太尉，建牙开府坐镇一方，成为宋朝历史上最年轻的节度使之一，一时风头无两。

谁也没有料到，岳飞会从前途无量的国之栋梁，一下子跌落为阶下囚。宋高宗对他的态度，也从视如股肱变成了视若仇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言人人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人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障碍，变得极不顺畅，最终形成很深隔阂，并导致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悲剧由此酿成。

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眼看宋高宗热衷于与金国议和，他与岳飞的关系也已降至冰点。因为与金国这样毁我宗社、掳我君王的仇国举行和平谈判，这在岳飞看来，是根本难以接受的。

但宋高宗在与金国议和的同时，心里不会不明白，对付金国这样不知仁义礼智为何物的虎狼之国，必须保持一手硬一手软的态势，谈打结合，因此留着岳飞这样不世出的猛将，即使不打了，对金国也是一种强大的威慑，有助于宋朝长治久安。

应该是基于这种考虑，宋高宗在此时最后一次向岳飞示好，也可以视为他留给岳飞的最后一个机会。他接连下了两道圣旨，要把岳飞之子岳云从前线调回京城，在他身边担任“带御器械”。

所谓“带御器械”，是宋朝对皇帝侍卫的名称，和评书中的“御前带刀侍卫”是一个意思。南宋初期的“带御器械”，沿用北宋旧制，定额只有六人，地位之尊贵，远非其他朝代成群结队的大内侍卫可比。

宋朝的“带御器械”，一般只能由功臣大将的子弟充任，如北宋名将曹彬之子、狄青之子，都曾获得这种殊荣。皇帝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表示对功臣大将的信任和亲近，让他们的子弟朝夕陪伴帝王左右，功臣大将和皇帝之间显然又多了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深关系。

第二点，皇帝把统兵大将的子弟留在身边，某种意义上，也有人质的意思，大将的子弟被皇帝掌控在手心里，可以把统兵大将拥兵造反的风险降到最低。基于这两层意思，皇帝只要下达这项任命，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拒绝的。

然而，面对宋高宗的两道圣旨，岳飞却都一口回绝。他在《辞男云除御带第二札》中说：“窃以御带之职，至近冕旒。非有干城之才，可以任腹心之寄者，不足以当其选。臣男云，年少蠢愚，殊未练达世务。一旦骤迁此职，实非騃幼所能”。

他以岳云年幼无知为由，无法承当侍卫皇帝的重任，不肯奉诏让岳云入宫。实际上，如果他选择此时让岳飞入宫，他的人生结局很可能因此发生逆转，风波亭悲剧或可避免。

岳云一旦入宫，宋高宗和岳飞就可通过岳云，又建立起一条沟通渠道，宋高宗对岳飞的诸多想法和主张，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有岳云在皇帝身边，宋高宗也就不可能产生对岳飞拥兵自重的猜疑防范。

然而，与岳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禀性而言，宋高宗一旦放弃收复中原驱逐胡虏的计划，君臣之间就已形同陌路，岳飞再也不愿掩饰对宋高宗的失望和不满，历史悲剧由此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