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不断发生着改变，而旧的制度以无法保证国家继续强盛下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局面，一种是新的政权出现取代旧的政权，另一种就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改革，从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被史学家称之为“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变法运动，只有商鞅变法取得了成功，而其他朝代的变法运动，都因为朝堂上的各种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准备变法图强的时候，不仅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反对他，甚至连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也反对，那么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北宋建立之初，为了抑制武将的权力，北宋重用文官，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同时为了限制官员的权力，又实行一职多官的政策。这样的政策虽然维持了北宋的政局的稳定，但是由于官员增多，朝廷入不敷出，北宋逐渐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要改变这一局面，变法刻不容缓，于是宋神宗携手王安石开始变法。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北宋的生产力，富国强兵，变法的中心点是“理财”和“整军”。
为了扩大改革的力度，从全国招揽更多的人才，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王安石这么做从民间找到了诸多支持他变法的骨干人员，但是这些骨干人员，大多都是不顾百姓利益推进新法。
苏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就向宋神宗提出反对意见，他说“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秉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段话大意是说苏轼并不是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只是反对王安石激进式的变法。
不过苏轼人微言轻，并没有得到宋神宗跟王安石的重视，反而将苏轼贬出了京城。
王安石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颁布了许多新的政策，比如“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等，但是这些政策，短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依旧是建立在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基础上实行的。
比如青苗法是指在每年的二月、五月，农民日子比较困苦的时候，官府给农民发钱、发粮，不过这个不是免费提供的，是需要付利息的，也就是官府给农民强制发放的贷款。
这项政策，见效很快，国库很快就得到了充盈，老百姓的生活在拿到粮食的时候也得到了改善。但是因为这项政策是强制执行的，穷苦人家根本就还不起贷款，农民的生活过得还是比较困苦。
公元1074年，苏轼移知密州，亲眼看到百姓不堪重负，走投无路，沦为盗贼。在王安石的变法中，被活活饿死的百姓也不在少数。苏轼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果断向宋神宗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的弊端，要求宋神宗停止变法，不过苏轼说话没有分量，他的想法并没有动摇宋神宗跟王安石变法的进程。
同时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但是他变法实施之后，北宋国库富起来，但是损害了太多人的利益，随着宋神宗的离世，王安石变法也宣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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