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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最活躍要素是數據。當今世界已進入數字時代,數據成為全球經濟中最活躍的要素,成為大國競爭的前沿陣地。加快數字化轉型,創新宏觀治理模式,應是“十四五”時期我國增強大國競爭力,提升國傢治理能力的戰略重點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傢座談會上明確指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我們要敏銳地看到,當今世界已進入數字時代,數據成為全球經濟中最活躍的要素,成為大國競爭的前沿陣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規模物理隔離,進一步加速瞭數字經濟發展。因此,人類生產生活方式正在發生革命性變化,經濟運行模式和宏觀治理模式也必將隨之改變。“十四五”時期要順應數字時代新要求,加快宏觀經濟治理體制改革與創新。

每個時代的經濟發展

都由最活躍要素主導

最活躍要素是特定發展方式中生產率提高最快、對經濟增長邊際貢獻最大的要素,是社會資源配置圍繞的中心、國傢競爭力的要害。誰能把握和管理好最活躍要素,誰就能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

農業時代,最活躍要素是土地。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土地擴張和農業產出的增加,農業經濟活動緊緊圍繞土地要素展開。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是糧食增產和穩定。比如,通過創新灌溉、育種、歷法等技術以增產,利用常平倉等制度解決糧食青黃不接和豐歉調節等。管好土地,就管住瞭農業社會的根基。

工業時代,最活躍要素是資本。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資本積累和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工業經濟活動緊緊圍繞資本要素展開。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是推動資本在跨部門跨時空的優化配置,以及社會化大生產下的供求平衡。比如,用財稅和貨幣政策管理總需求,用產業政策引導資本投入,用現代金融管理信用體系和支持技術創新等。管好資本,就管住瞭工業社會的動力。

數字時代,最活躍要素是數據。經濟數字化不僅向上拓展新業態,也向下改造傳統產業,數據已成為貫穿整個經濟系統最活躍的要素,並加快重構經濟運行模式。因此,隻有管好數據,才能贏得未來。而當前宏觀經濟治理方式誕生於工業時代,服務於工業經濟模式,必須做出適應性變革。

數字時代經濟運行變革

帶來的新挑戰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呈現出眾多不同於工業經濟運行的變革性特征,使傳統的宏觀經濟管理框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是規模報酬遞增特性。一般要素會折舊且規模報酬遞減,越用越少,而數據要素不會折舊,具有規模報酬遞增和邊際成本為零的特性,越用越多,越用越好。比如,人工智能就是使用的人越多、數據越豐富,智能化水平就越高。以規模報酬遞減為前提的主流經濟框架,在數據時代將被顛覆。

二是時空邊界限制被突破。數據實時聯通、高速傳輸,全時全域互聯互通,時空邊界被打破。比如,平臺經濟打破傳統企業邊界,突破地理限制,實現24小時全球交易和線上線下聯動。而傳統宏觀經濟治理主要基於物理邊界展開,對數字空間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

三是所有權在交易中的主導性減弱。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權轉移為前提,而數字時代商品和服務的所有權在交易中的主導性減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註重連接。比如,共享經濟正在快速發展,共享汽車、共享住房等越來越普遍。宏觀經濟治理中對產權的界定與保護、對權益收益的確定,都變得日益復雜。

四是供給與需求深度融合互動。工業時代供給多為標準化、規模化產品,供給決定瞭消費的可及性。數據時代消費者個性化需求被及時響應,消費者深度參與生產過程,生產與消費趨於同步,企業庫存大幅壓縮。宏觀經濟治理在供給側與需求側邊界變得模糊,庫存周期管理作用下降,對供需政策協同要求大幅提高。

五是宏觀與微觀的阻隔被打通。傳統的經濟信息搜集方式,主要依靠統計體系層層匯總,加總和平均的過程難免導致個性化、結構化信息丟失,容易產生信息漏損、時滯和信息偏誤,導致合成謬誤和宏觀微觀背離的情況常常存在。數字時代,數據從小樣本走向全樣本,從事後走向實時,從低緯度走向多維度,微觀的整體即構成宏觀。因此,宏觀經濟治理必須突破宏觀與微觀邊界,及時感知微觀變化,加快構建基於微觀信息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六是個體和群體管理模式發生重大調整。在傳統治理體系中,對個體的管理,往往通過組織來實現,比如企業、單位、社區、村等。個體通過特定組織歸入某類群體,通過組織管理群體來實現對個體的管理。

數據時代,連接性的變革使每個個體都成為重要節點,個體可能成為無數個自組織或正式組織的一員,通過組織進行管理的效能並不一定比直接管理個體更高。對個體的直接管理變成可能而且更高效。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間,通過手機移動軌跡追蹤密切接觸者,通過各個企業智能電表監測復工復產進度,比通過傳統的基於組織的信息加總和間接管理更為有效。

推動宏觀經濟治理體制

創新和改革重點

數字時代開啟,恰逢我國邁向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同一歷史時期。加快數字化轉型,創新宏觀治理模式,應是“十四五”時期我國增強大國競爭力,提升國傢治理能力的戰略重點之一。

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的宏觀框架。當代主流宏觀管理框架誕生於大蕭條後,並根據時代發展不斷揚棄演化,主要適應的是開放條件下的工業化經濟。202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強調,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並提出瞭對數字時代的適應性問題。“十四五”期間,我國需要加快推動經濟治理模式創新,建立適應數字經濟大發展的宏觀管理新框架,在新一輪國際競爭和治理重構中建立新優勢。

打造政府決策智能中心。重點是加快政府數字轉型和數據整合,可考慮建立政府超級數據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提升實時感知微觀主體經濟行為的能力,推動政府信息收集和處理方式變革,重建政府數據優勢;強化經濟監測預測預警能力,提升對復雜網絡系統的管理能力,建設經濟決策“超級數據大腦”。

引領數字經濟制度變革。盡早明確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地位,並加大數字貨幣試點和推廣力度,探索在國際結算領域應用,搶占新一輪貨幣競爭先機。開展數字稅研究和試點,積極參與並推進國際數字稅談判進程,在新一輪國際規則重構中發揮建設性引領作用。明確數據開放的范圍和邊界,建立開放指南和開放目錄,率先推動政府數據開放。

大力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在這一過程中,要制定數據分類標準,研究出臺數據產權制度;在市場主體互動中建立數據要素市場化定價機制,構建數字交流和跨境流動的制度基礎;有效監管平臺對數據的壟斷,促進數據要素有序合理流動;制定數據隱私保護制度和安全審查制度,加快構建數據主權法律基礎和管理制度。

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編制和實施國傢數字基礎設施規劃,啟動實施全社會數字化轉型工程。以5G網絡建設為牽引,建立統一規范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標準。大力發展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積極支持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創新。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和產業鏈協同發展,建設包容開放的數字基礎設施生態圈。(作者陳昌盛,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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