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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根外賣騎手的結構性困局困局之外還有困局

2020-9-11 29 9/11

文/陳根

事情是從“人物”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深度報道開始的。

文章中,外賣興起這幾年,在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盤剝”和系統平臺的規訓下,騎手送外賣的時間日漸縮短,從三年前,1個小時為3公裡長的配送最長時限到2018年的38分鐘,這個過程裡,超速翻車、逆行撞人、闖紅燈被撞等諸多交通事故更是頻發。

文章一經發佈,就引爆瞭全網。網絡上充斥著對餓瞭麼、美團等外賣平臺的撻伐之聲。

隨後,針對媒體、公眾的關註,餓瞭麼、美團相繼表態:餓瞭麼發佈公告稱,將盡快推出“我願意多等5分鐘/10分鐘”按鈕功能;美團也發佈聲明,表示將更好優化系統,在為用戶提供準時配送服務的同時,調度系統會給騎手留出8分鐘彈性時間,同時改進騎手獎勵模式,讓騎手在保障安全的同時獲得更實際的回報。

事實上,這並不是第一次關於外賣騎手所引發的社會問題的討論,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一件大眾持續熱議的社會事件背後,往往同時包含瞭多方的責任,外賣困局如何產生?互聯網平臺在其中,又扮演瞭什麼角色?

“信息生產力”之下

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互聯網平臺的產生創造瞭條件,諸如優步(Uber)、滴滴平臺、美團外賣等服務業勞動密集型信息平臺迅速發展,並吸引瞭大量勞動力就業。

其中,餐廳通過簽約,接入外賣平臺,進而搭上互聯網便車。可以說,騎手正是“信息生產力”下的產物。

平臺擁有完備的信息系統,包括餐廳展示、網上下單、會員中心、訂單管理、地圖搜索、物流配送、用戶評價等。消費者通過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廳、下達訂單並選擇物流配送,最後通過在線支付劃轉貨幣,整個交易均在網絡上完成,網絡信息聯接著外賣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環節,成為不可或缺的生產資料。

在這樣的系統下,餐廳按訂單生產,騎手按訂單配送,生產、勞動方式以及勞動關系均發生瞭相應的轉變。

具體來說,外賣配送有餐廳自配送和平臺配送模式,由於餐廳自配送需雇傭並管理騎手,因此,為節省用人成本,集中發展主業,餐廳往往把非核心業務即配送剝離,外包給平臺(餓瞭麼、美團等)。

平臺獨攬配送業務後,改變瞭原來的中間渠道(用人單位),將傳統的“用人單位+員工”模式替換為“平臺+騎手”模式,通過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使用騎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

當前,騎手與平臺間的用工關系主要有三種類型:專送模式、外包模式、眾包模式。

專送模式是平臺自營騎手,即全職騎手,與平臺形成勞動關系。專送騎手由系統派單,每單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離影響。此外,專送騎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有固定底薪,薪資月結。專送更註重服務質量,如“餓瞭麼”專送有“準時達”服務,此外,專送還有距離補貼和重量補貼等。

外包模式則為補充平臺直營(專送)騎手的運力不足采用的第三方團隊模式。平臺將業務外包給外包公司,如“餓瞭麼”平臺將配送外包給“蜂鳥配送”,騎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與外包公司建立勞動關系,騎手以勞務派遣等形式輸送入平臺,騎手與平臺間隻存在用工關系,無直接勞動關系即用人關系。

眾包模式即平臺“向大眾外包任務”,把過去由其組織內部員工執行的配送任務,外包給非特定的騎手,美團、蜂鳥等都有自己的眾包配送系統。眾包騎手無需受雇於固定的用人單位,隻需登陸APP、註冊帳號,即可搶單配送。

眾包騎手多為兼職騎手,實行搶單制,由餐廳派單,騎手競爭搶單,手快,則單多,送單多則掙錢多,不搶單則零收入。眾包配送范圍一般比較大(如5公裡),配送按距離收費。眾包騎手上班時間自由,無固定工作地點,薪資隨時提現。

但無論是哪一種用工模式,由於外賣行業在資本兼並整合的作用下已經形成美團、餓瞭麼雙寡頭的局面,平臺基本壟斷瞭消費者與商傢的訂單信息,因此,騎手在選擇這個工作時隻能被動接受平臺在定價、派單、獎懲和評價等方面的運行規則。

外賣困局如何產生?

事實上,與傳統行業的勞動關系相比,互聯網平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因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發生瞭深刻的變革。

控制主體從明確的單一雇主到模糊的多雇主,控制手段從主要依靠人工到逐步依靠人工智能技術,控制規模從各雇主的分散管理到平臺的集中化大規模管理,控制空間從固定場所的現場管理到無固定場所的超視距管理,控制方式從限制自主性的從屬化管理到看似賦予勞動者自主性的平等化合作,控制焦點也由勞動過程的全程管理到僅對勞動結果的審核。

反應到外賣行業,在美團、餓瞭麼的雙寡頭局面,基本形成對外賣市場的壟斷下,終於產生瞭外賣困局。

首先,依托於信息技術的發展,在資本的助推下,互聯網外賣平臺建立起平臺交易的數據庫,並借助互聯網大數據處理能力的優勢,逐漸建立起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鴻溝。勞動者進入外賣勞動力市場隻能在為數不多的平臺寡頭中進行選擇,且所有的訂單信息都需要通過外賣平臺獲取。

於是,憑借著壟斷信息優勢,外賣平臺制定瞭定價體系、派單規則、獎懲制度、評價規則等一系列勞動過程運行規則。勞動者可以選擇不進入該勞動力市場,但是一旦進入該市場成為外賣騎手,就必須遵守平臺制定的運行規則,並形成對外賣平臺的依附。這進一步加劇瞭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資強勞弱的局面更加嚴重。

其次,智能派單系統是平臺企業控制外賣騎手的核心方式,不僅使平臺進一步實現信息壟斷,更強化瞭騎手對平臺的依附關系。

智能派單系統依托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其中,騎手的數據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線時間、接單數量、配送進度、客戶評價等不斷被累積記錄,平臺並以此進行大數據分析,智能分配訂單,並通過系統監控騎手的接單情況、送餐路線,在送達後,騎手還需要請求任務結束。

在這種模式下,騎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剝奪,失去瞭對時間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來工作。另外,在騎手送完訂單後,系統可以根據訂單需求預測和運力分佈情況,告知騎手不同商圈的運力需求情況,實現閑時的運力調度。通過上述技術和模式的引入,系統計算的配送不斷縮短,就有瞭《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中,三年內從1個小時為3公裡長的配送最長時限到2018年的38分鐘。

於是,在準時送達的壓力下,經常可以看到騎手在街頭風馳電掣,逆行、闖紅燈,邊騎邊看手機的情況屢見不鮮,後果就是騎手成為潛在的馬路殺手,關於外賣騎手發生交通事故的數量不斷增加,才有瞭”外賣員已成高危職業“的熱搜。

最後,騎手工作的高度個體化,兩大外賣平臺都給騎手設計瞭嚴格的等級獎勵體系,根據騎手的工作表現和能力來確定現金獎勵和等級升級,比如全勤獎、沖單獎和惡劣天氣補貼,而且級別越高的騎手會被優先派單,或者拿到距離近、酬金高的單子。

其中,全勤獎指全職(專送)外賣騎手每月工作達到一定天數後,給予一定的現金獎勵或者提高外賣騎手單筆訂單的單價的獎勵。沖單獎指在沖單活動的當天或當周,外賣騎手送單達到一定數量,平臺給予現金獎勵。

表面上看,騎手與騎手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競爭關系,但是在這一套激勵制度下,騎手的送單數量、騎行距離、好評數量的排名會讓他們陷入到一種佈洛維所說的“趕工遊戲”(工人參與趕工,不僅能獲得物質回報,更可以獲得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成就感)中,無形中增加瞭訂單量,延長瞭工作時間。

另外,借助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平臺可以對所有騎手的所有訂單進行服務能力評價,並進行動態化調整。以等級獎勵為例,等級獎勵以周為計算單位,每位騎手的本周的送餐數據將決定騎手下周的峰值。騎手想要維持較高的峰值,獲得優先派單的機會,就必須一直處於少超時、少差評的水平。

在平臺、商傢之外,消費者是騎手面對面接觸和服務的對象,而消費者也通過APP系統幹預騎手的勞動過程,即消費者可以看到看到騎手的接送單情況,騎行路線,可以催單和取消訂單,還可以對騎手的工作結果進行評價。

於是,在信息壟斷、信息分配和系統規訓的控制下,外賣騎手並沒有與平臺議價的集體性力量,包括對於平臺所規定的工資體系隻能被動接受,外賣騎手陷入困局。

困局之外還有困局

外賣騎手之所以一次次被推上熱搜,被眾議,被關註,更在於其現實感與真實性,這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

外賣的困局也是互聯網時代的困局。互聯網平臺組織的初現是由私有資本推動的信息革命深入發展的結果,平臺組織的所有制結構中私有資本占據著重要地位,平臺組織構建的平臺經濟系統也同樣充斥著資本邏輯。而平臺組織作為一種分立、動態的制度安排,由社會技術和資本主義商業實踐的特定組合所定義。

在信息技術的影響下,互聯網平臺勞動過程呈現出信息化控制、集中化管理、超視距監視、賦予自主性等特點,實現瞭對勞動者信息化管控、基於勞動者特征的差異化管理。但在看似“公平與自由”的工作過程中,勞動者與平臺的契約關系弱化,而受到的強控制卻進一步增強。

最後,平臺經濟提供瞭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也可能限制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升。平臺的準入門檻低,技術性不高,吸引瞭許多低技能勞動者就業,這使得勞動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缺乏市場機制對人力資本提升的倒逼。

當工作年限的增長並不能促進勞動者技能的積累時,平臺勞動者將面臨與傳統勞動力市場脫節的問題。人工智能技術總有完全成熟的一天,那意味著,低技能勞動者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問題,這是困局之外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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