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岳汉
在泰国生活，常可以看到缅甸人的身影。
都市的建筑工地附近，常常会有一些荒地，每当附近有工程开工，荒地上便会建起一排排用铁皮和石棉瓦组装而成的简陋工棚。
每天清早，年轻的缅甸民工，便会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像一股橙黄色的潮水一般涌过曼谷的街道。
很多人的脸上，都涂抹着黄香楝粉，幽香沁人，防虫护肤，看上去像是某个纹身画眉的狩猎部落在进行一场远征。
他们很年轻，但是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写满了长期艰苦生活之人所特有的麻木和淡然，如同毛坦厂中学的中国复读生，1918年西线战壕里等待上阵的英国军人。
泰国第二轮疫情，始发于龙仔厝府的缅甸劳工聚居区。
早在疫情之前，泰国人对缅甸民工的态度，便已经没有多少温存可言。
一方面，泰国依赖他们，需要他们去承担建筑、渔业、清洁工这样的廉价而高强度的脏活累活。
另一方面，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原住民对待“外来农民工”的态度一样，泰国人对缅甸、老挝、柬埔寨民工有着半公开的鄙视和嫌弃。
每当泰国有治安案件、就业困境、产业问题，谁家丢了辆车，海边死了个人，毕业的学生找不着工作，就会将缅甸民工当成垃圾桶，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并通过短暂而难以长久的“收紧边境”来象征性地安抚民众。
从90年代开始，大量缅甸人、老挝人、柬埔寨人开始向泰国境内流动，充当泰国“黄金年代”的外来民工，泰国来者不拒，照单全收，逐渐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外劳群体。
经过反复的吸收、驱逐、管理、磨合，泰国终于接受了自己“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在2010年与周边各国签订劳工政策备忘录，在东盟一体化框架下，准许缅甸、柬埔寨劳工在经过合法注册后，有限额地进入泰国境内合法务工。
在理论上，一个缅甸民工，只需要缴纳大约200元人民币的注册费，便可以成为泰国的合法劳工。并赚取比家乡高三倍的工资，打几年工便回乡盖房结婚。
但实际上，泰国劳工机构与地方中介勾结，把控配额，盘剥劳工。往往需要付出数千人民币的代价，才能从中介手中拿到一个合法的劳工身份。
于是，很多缅甸劳工选择“非法务工”，不受监管，不缴税赋，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和更大的风险，在泰国出卖劳力。
政府管制，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缅甸、柬埔寨人为了数倍与老家的工资，纷至沓来；泰国社会对廉价劳工的胃口，也水涨船高。
一代人的时间里，数百万外籍劳工在泰国“落地生根”。仅曼谷周边数省，便居住着百万以上的缅甸劳工。
他们当中，至少三成以上是缺乏合法手续的非法劳工；而即便是合法注册的劳工，生存状况也很堪忧，享受不到泰国劳工的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更是奢侈品。
于是，在逼仄混杂，缺医少药，监管失效的外籍劳工聚集区，很容易出现疫情。
缅甸疫情爆发后，通过徒步越境，或者贿赂泰国边检人员以规避入境隔离政策，一些缅甸人在没有经受隔离检测的前提下，进入泰国，并在规模达到数十万人的缅甸人聚居区落脚。
缅甸民工经济拮据，且害怕引起注意，即便出现症状也不愿就医，于是在2020年末造成疫情在泰爆发，直至上千人感染，并引发泰国本地人发病后，才终于被泰国医疗部门发现。
而此时，泰国本土疫情已经扩散，全国一半以上的府郡都出现了龙仔厝相关病例，就连龙仔厝府尹本人也被确诊。
感染的泰国人，在泰国境内自由流动，并在罗勇的地下赌场造成二次爆发。
赌场本身受泰国官僚庇护，无法受到检测和筛查，甚至赌场的幕后经营者“带病开会”，差点把泰国国会也给一锅端了。
这，就是泰国“第二波疫情”的大体来历，以及现实状况。
现在，300万邻国劳工，仅剩下约50万，其中大部分滞留泰国的劳工是缅甸人。
由于缅甸疫情大爆发，很多人不敢回国，而泰国疫情的复燃，也让这些缅甸劳工大批失业，付不起房租和水电，生活在绝望之中。
部分人甚至连基本衣食都无法保障，只能在家徒四壁的斗室之内，用米饭和方便面的料包来果腹。
他们害怕病毒，却不敢声张；在泰国早已无法立足，却又不敢回到缅甸——那意味着入境的花销都白费了，且缅甸的疫情更令人恐惧。
疫情爆发后，大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波疫情，该怪谁？
泰国民意，认为怪缅甸，网上甚至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反缅言论。
缅甸人认为，这是泰国政府抗疫不力，甩锅缅甸劳工来推卸自身责任。西方世界则“高度关注缅甸劳工权益，呼吁泰国克制排外主义冲动”，大体上不赞同泰国将疫情罪责放在缅甸人身上。
至于中国读者，尤其是在泰生活的中国人，出于对泰国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国自己长久以来被西方世界“疫情追责”的怨气，因此情感上站在缅甸人一边，认为泰国疫情爆发的主要责任人是泰国政府自己。
不同的立场，造成了不同的理解。
其实，在疫情爆发的当下，追究谁的责任，并没有多大意义。
泰国疫情，来自缅甸，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是缅甸疫情来自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疫情来自印度……这种“疫情来源责任论”的追溯，是没有穷尽的。
“原因的原因，就不再是你的原因”，落入相互指责的逻辑陷阱，忽视对自身防疫漏洞的审视与修补，对一个国家而言，只能是浪费时间。
疫情面前，追问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
责怪缅甸人坑害泰国，于事无补；责怪泰国人污蔑了缅甸，同样多此一举。
真正应该被责备和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种族，应该被否定的是对规则的破坏，是以自身利益出发，在并非“迫不得已”的状态下依旧为个体利益而牺牲整体的自私行径。
真正坏事的，是不守规矩的人。
缅甸劳工，本身并无原罪。大量缅甸劳工进入泰国，是泰国与缅甸双方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是泰国的主动吸引，也是缅甸的主动输出。
如果，缅甸劳工偷渡，并在明知自身带有疫情风险的情况下，规避泰国医疗卫生部门的检测，那就需要对后果承担道义责任。并且接受被审查和遣送的结局。
与此同时，那些把持国门，利用权力寻租，为了一己私利而放任外劳入境的泰国官员，那些为了利益而庇护非法赌场持续开展的泰国警察，同样是规则的破坏者，甚至是“主犯”。
是他们的存在，造成了规则的崩坏，体系的漏洞，并导致疫情的爆发蔓延。
泰国的问题，不在于规则宽松，也不在于认知误解。
而是在于，对规则的执行，往往无法突破“潜规则”的破坏。腐败孱弱的基层体系无法贯彻方针，今天禁令，明天就花钱绕过禁令；今天封城，明天就托人打破封城。
泰国的体系当中，充满了对体系本身的寄生、蚕食、破坏者，而新冠病毒不会和你讲武德，也不会管你的场子“是谁在罩着”，只要有一丝漏洞，有一个悄悄开放的赌场，一个不用隔离的边关，就会引火烧身，功亏一篑。
打击偷渡，是对的。
但是泰国更需要的是，整顿自身的体系，让自己的身上少几个“花钱办事”的漏洞，让偷渡者能够“付费入境”。
祝愿那些在泰国的缅甸人（如果他们的存在是合法的），能够度过困境。
泰国，在“彻查”和“遣送”的同时，也要注意他们的生存状态。
困苦，是不幸，也是危险。当一个国家，无视那些“不被统计”的困苦，那么这种“无视”，早晚有一天会化作冤魂厉鬼，反噬这个国度表面上的岁月静好。
在这个年代，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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