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指唐玄宗末年（公元755年）到唐代宗初年（公元763年），由唐朝藩镇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发动的叛乱战争，时间持续长达七年多。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为唐代由强转弱之转折点，亦可说是中国历史之转折点，此外之明、清诸朝再也无法有开元时期之盛况矣。摘自钱穆《中国通史讲稿》北宋为什么不能抵御辽金，以致于给元朝灭掉？这个根是五代种下来的。五代时候，为什么要去勾结异族，请他进来？这个根是唐朝种下来的。摘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安史之乱的经过
安史之乱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755年12月到756年6月安史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
这一阶段是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迅速南下攻占洛阳并自立为帝，但却因潼关天险久攻不克，而且河北第二战场安史叛军大败，叛军主力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
第二阶段是从756年7月到757年11月安史叛军达到鼎盛阶段。
这一阶段是唐玄宗逼迫哥舒翰出关作战，中伏兵败，安禄山乘胜攻占长安，唐玄宗狼狈出逃，河北第二战场也随之被安史叛军平定。
第三阶段是从757年11月到759年4月官军收复京都和接近平息叛乱阶段。
这一阶段为安禄山死后，安庆绪无力统领叛军，使得唐军收复两京，并接近平息叛乱。
第四阶段是从759年4月到762年10月叛军重新崛起并进入长期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是官军围攻邺城被安史叛军击败，史思明杀掉安庆绪并取而代之，叛军重新占领洛阳等地重新崛起。
第五阶段是从762年10月到763年1月官军最终平定叛乱阶段
这一阶段是唐朝向回纥借兵平叛，史朝义（史思明之子）众叛亲离，兵败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持续多年的原因
安史之乱中，安史叛军内部矛盾冲突激烈，叛军建立的燕国四任皇帝除了安禄山之外，都是杀死前任才登上帝位。而且叛军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在他们占领中原控制两京期间，没有迹象表明他们采取了稳固统治，重建政府秩序的行为，反倒是反抗他们的行动比较普遍，由此可见唐朝在大义名分和民心上占有绝对优势。按理说唐朝应该能迅速彻底的平定叛乱，恢复对全国的控制，但是却因种种的原因，导致叛乱持续多年且平叛并不彻底。
一、唐朝政府多次战略决策失误，导致安史之乱持续多年
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有过多次机会彻底平息叛乱，但都因当朝执政者的原因错失，导致安史之乱持续多年。
安史之乱的第一阶段，安禄山领兵南下，攻占洛阳后，急于在洛阳登基称帝，没有迅速追击封常清的败军，从而使得封常清和高仙芝合兵退守潼关，安史叛军面对潼关天险无计可施。此时河北等地风起云涌的义军和朔方郭子仪、李光弼等人开辟的河北第二战场已经让安禄山首尾不能相顾，一度使得安史叛军被分割在洛阳和范阳两地，安禄山甚至打算放弃洛阳，回军范阳老巢。如果战略得当，安史之乱应该在唐玄宗手上就有平定的可能。但是唐玄宗不听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自毁长城，强令哥舒翰出潼关攻击安史叛军，导致潼关一线唐军主力全军覆没，安禄山攻占长安，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只能撤出河北，第一阶段对唐朝政府的有利态势全面崩溃。
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尚、庄惧，数日不敢见。田乾真自关下来，为尚、庄说禄山曰：“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庄，置酒酣宴，自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资治通鉴》
（李泌的平叛方略）
在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弑杀后，安史叛军因内部矛盾放缓了进攻，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代替老迈昏聩的唐玄忠领导平叛战争，在初步恢复元气后，唐朝名臣李泌提出了较符合实际的平叛方略，即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利用叛军的矛盾分兵四路，分别攻击袭扰长安、洛阳、范阳和河北（常山），不仅切断叛军的联系，达到疲惫敌军，激化安史叛军内部矛盾并使敌自溃的目的。但是唐肃宗过分看重收复两京尤其是帝都长安的目标，使兵力资源消耗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从而导致战争时间变长。
因从容问破贼期，对曰；“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馀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泌曰：“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帝不听《新唐书李泌列传》
在安史之乱的第三阶段，唐军终于收复两京，迫使安庆绪退回河北困守邺城，唐军在大好形势下组织了大量兵力围攻安庆绪，可是唐肃宗却因安史之乱的缘故，不信任领兵的将领，几十万大军不设统帅，只安排宦官担任监军，结果被史思明以少胜多，东都洛阳得而复失，安史叛军重新崛起。
三次机会均被唐玄宗、唐肃宗父子错失，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的平叛时间延长数年，也导致唐朝政府实力一次次的受损，最终导致唐朝政府无力彻底压制安史叛军，只能采用借兵平叛和招降安抚的手段来平叛，也使得平叛结果不彻底，唐朝政府无法彻底控制河北藩镇，留下许多隐患。
二、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缺兵缺粮，没有能力迅速平定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唐朝政府短期内能够迅速动员的力量本身还不能完全压制安史叛军，但只要潼关一线仍能坚守，河北第二战场继续保持压力，安禄山集团的斗志就会迅速瓦解，短期内平叛的可能性就很高。但在哥舒翰兵败后，唐朝政府可以作战的机动兵力消耗殆尽，只剩下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朔方军，因此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郭子仪和李光弼只能撤出河北回师朔方。此后虽然叛军内部矛盾爆发，但唐朝政府却已经缺兵缺粮，短期内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对安史叛军的进攻。
在军力方面：因为潼关之败，河西、陇右抽调回来的精兵损失殆尽，只能依靠朔方军，但朔方军一共才几万人马，远不足于发动反攻。于是唐朝政府在各地募兵之外，只能继续抽调北庭、安西、河西、陇右的军队在朔方集结（这也导致唐朝政府彻底放弃西域）。但无论是募兵，还是继续调兵，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并形成战斗力的。
在钱粮方面：安史之乱爆发后，尤其是长安失陷之后，河北、河南、关中大部分地区、河东部分地区均被叛军控制或变为交战区，唐朝政府北方的税赋来源几乎全面断绝，而江南通过运河的输送线也经常被安史叛军袭扰，这也是为什么安史叛军攻占洛阳后就分兵南下的缘故（只是张巡等人在睢阳的坚守才使得安史叛军抢占东南税赋之地的战略企图破产）。剩下的唐朝政府只能依靠四川和西北等地的陆路运输来支撑，但是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战争需要。因此唐朝政府在平叛过程中也不得不打打停停（例如757年十月唐军收复两京之后，安庆绪逃回邺城，唐军直到第二年九月才开始围攻邺城，这中间长达一年时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实质上就是因为钱粮物资的供应跟不上。而这种打打停停的方式也使得安史叛军能够从失败中恢复元气继续抵抗。
反观安史叛军的后勤支援则要强于政府军，首先安史叛军的大本营范阳军镇本身就处于河北这个富庶之地，在叛乱之前这里就是可以依靠管辖地的资源自给自足的军镇，而唐朝政府后来的反攻基地西北军镇本来就需要唐朝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贡献的税赋中支持才能运转，而这些地方失陷后唐朝政府在西北就地取得的资源显然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同时因为安史叛乱初期，官军败的太快，安禄山起兵一个月左右就占领洛阳，获取了东都洛阳的大批物资。而潼关之败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唐朝政府仓皇逃离，无法将京师长安多年积累的物资财富运走，最后被安史叛军全面接收。当时也有人提出将这些物资全部焚毁以免资敌，但唐玄宗拒绝了这一提议，反观安史叛军得到这些物资都不远千里的全部运回范阳大本营，所以唐军收复失地往往也得不到什么物资补充，不得不暂缓攻势。
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资治通鉴》
三、唐朝政府的内部矛盾也始终没有解决
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唐朝政府虽没有发生如安史叛军内部弑君自立那样的血腥冲突，但是也绝不是团结的像铁板一块。
首先中央政府和前线将领的互信问题长期存在。在唐玄宗对边将安禄山的无节制的宠信导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唐肃宗父子都不敢放手让前线将领指挥作战，往往都派宦官这样的身边人担任监军。比如潼关之战时，宦官边令诚陷害封常清和高仙芝导致两人的正确战略没能得到采纳，而且两位名将也被处死。再比如准备一年之久发动的邺城之战，唐军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但是唐肃宗依然不信任前线将领，几十万大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监督各军，又导致一场大败。
其次战时体制导致内乱不息。因为缺粮缺兵，唐朝政府不得不从东南和四川征集更多的资源来支撑平叛战争，再加上政府军在平叛过程中也有劫掠行为，使得唐朝剩下的统治区也爆发了许多反抗起义，这也牵制了部分唐军的行动。甚至一些野心分子也乘机发难，比如唐玄宗第十六子李璘被派往江陵，本指望他是皇族有足够的忠诚度能够镇守东南，筹措物资保障平叛，结果他自己在江陵割据造反，不仅一度中断了物资的运输还使唐朝政府不得不派兵平叛。
丙寅，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
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执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之。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峘讨诛之。
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反
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
《资治通鉴》
终上所述，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的连续战略失误导致一再错失胜机，进而加剧了政府在军力和财力上的困窘，从而使得唐朝政府无法迅速平定叛乱，最终只能妥协性的结束这场战争，平叛的效果极不彻底，留下了许多隐患，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等一系列问题。
叛乱是在没有任何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的情况下结束的，这种方式反映在763年河北建立的新权力结构方面。朝廷不但愿意赦罪和保证安全，而且确保叛乱将领的权力和官阶，其原因有二：它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急于结束敌对行动；它预料一旦和平和现状得以确立，就能够控制以前的叛乱将领。但在这时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不如预料的那样。河北——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富饶的道之一——这时一分为四，并且落到了被代宗朝廷任命为节度使的前叛乱将领手中。政府与其说是镇压叛乱，倒不如说通过妥协的解决办法来结束叛乱。在河北，妥协的代价证明是昂贵的。《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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