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对日本核污染水的态度是全球环境治理的转折点

欧美主流媒体和代表人物的沉默,凸显了他们的心理动机:所谓“环境保护”只是他们用来展示高雅和高贵的“玩具”。

本月,日本政府宣布,将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数百万吨“处理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排放将于约2年后开始。所谓“处理水”,即从核事故反应堆中抽出,包含放射性核素,由东电公司的 “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处理过,且由东电检验达标的核污染水。

如何看待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成为了检验全球环境治理的试金石。

几点基本事实需认清

对于日本排放福岛和污染水,我们首先需要认清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福岛核事故的关键细节,是“堆芯熔毁”以及“安全壳熔穿”。简单来说,由于东电不想以报废反应堆为代价、使用海水冷却,拒绝第一时间解决危机,导致福岛核电站事故从2级事故变成7级事故,出现了核反应堆堆芯熔毁、安全壳熔穿的情况。现状是,发生事故的1、2、3号机组反应堆内积存的核污染水,包含了正常核反应堆排放的“冷却水”绝对不会包含的放射性物质。可以说,任何将日本将要排放的核污染水同正常工作的核反应排放的冷却水进行的类比,都是对日本外务省公关策略的“逆来顺受”。

日本民众抗议政府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倾泻入海。来源:rfi

第二,日本方面始终在系统性地隐瞒关键技术细节。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外交官出身的前国际原子能总干事天野之弥主持编写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调查报告》中有详细的图示表示事故后核反应堆的状态,但某些支持派的科普文章中,这些图示却缺失了。换言之,这种信息隐瞒是“九真一假”,用大量真实但无用的细节,过载用户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将关键信息隐藏,以实现系统性的误导。

第三,从2011年开始,东电、日本政府表现出了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偷工减料外,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20年4月的报告中也明确承认,东电的ALPS系统从未真正投入运行,而只是处于试运行状态,且确保将核污染水处理达到排放标准也绝不是其优先目标。然而,2019年12月,东电却宣称当时存储的所有核污染水都经过处理达标,但实际上仅18%达标。而根据东电早先的打算,在宣称水质达标之后就该排放核污染水了。

第四,出于经济利益或是其他原因,一些支持者似乎极易与日方“共情”,体谅日方的难处和苦处,认为向海洋排放和污染水是日方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实却是,更加安全的解决方案不是没有,只是费钱费时费力。而对于想要早些甩掉政治负担的日本政府、想要省钱的东电,省钱省时省力是他们挑选解决方案的标准,“安全”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期待务实合作的回归

很显然,对日方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态度,成为了全球环境治理的一块试金石。根据对日方排放核污染水做法的态度,目前分为沉默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反对派不用多说,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他们反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依据建立在对福岛核电站事故性质认定,对污染水处理过程的全过程调查与采样,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基础之上。

沉默派的代表,是全球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活跃媒体人物,以及欧美主流媒体。典型代表如瑞典的“环保小公主”格雷塔·桑伯格。

日本政府作出决定后,瑞典“环保小公主”格雷塔·桑伯格仅仅只是转发了新闻。来源:推特截图

在此次日本政府做出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决定的前前后后,与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声讨”、中韩的强烈反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往日里总是打着环保大旗、高调炒作环保事件的西方世界却在这件事情上失声了。

欧美主流媒体和代表人物的沉默,凸显了他们的心理动机:所谓“环境保护”只是他们用来展示高雅和高贵的“玩具”。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什么环境保护问题,而只是奉行简单的“邻避主义”:只要不倒在大西洋,只要不是中国做的;既然日本是G7成员,那就是不能批评的自己人。

而中国国内以自媒体和一些所谓“意见领袖”、“专业科普人士”为代表的极少数支持派,其主要观点则是要“科学看待核电”。他们以天野之弥主持编写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调查报告》作为主要的信息源,无条件相信日本,试图说服公众、构建对东电处理能力的信心。他们相信日本超过相信中国,这种“信任”源于对事实的无知,先入为主的对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样本的盲目崇拜,以及某种溢于言表的“高华”心理。

如何对待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很大概率将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转折点:主要以政治表演和个人声望收集为取向的所谓“行动性环保主义”,将逐渐让位于务实的全球环境治理合作。环境治理问题将逐渐回到正轨,将重新审视初心,即为人类建设一个更加安全和适宜的环境。这将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

撰稿 沈逸(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责编 深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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