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真的被吹捧过火了吗？

陈寅恪先生的火和陆键东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关，与他所写王国维碑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宣言有关，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专心学问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最高梦想。近代社会的动荡将大多数人裹挟，无法置身事外。而陈寅恪先生无论在哪个时期，始终恪守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于他本人来说，谁在台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他的学问重点在于史学。虽然时局会引导年轻人，但是他坚信文人的纯净可以生存，所以他没有离开去香港台湾。即使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他照样著书立说，只可惜在六十年代全无理智可言的运动下，随着保护文人的官员一一倒下，最终这位恪守自己学术立场的老人还是在无人道的批斗中离世。

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唐筼一个多月后随他而去。

陈寅恪出身很不错，家族里有名可循的人很多。祖父陈宝箴，是清代一方大员；父亲陈三立，是清代诗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哥哥陈师曾，是一个艺术家。这么个出身名门大族的公子哥，从小接受中学和西学教育（陈宝箴作为湖北、湖南巡抚，和陈三立都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十二岁就能背诵“十三经”，然后被送去日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周游列国求学之路。

陈寅恪的求学之旅，按照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是失败的。因为他游学八年，两度去日本，两度去欧洲，去的都是名校，却没有带回来一张文凭。他最高的文凭就是第一次东渡日本回来后在复旦公学拿到了毕业证，而这实际上顶多就是个高中或者中专之类的文凭。

为什么多年的留学之路，没有拿到一张博士文凭？方鸿渐还弄个假的回来糊弄父老乡亲呢，陈寅恪一直在花天酒地，虚度时光吗？

事实正相反。陈寅恪认为，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只为一个课题，追求一张文凭就是浪费，就没有时间去学别的东西了。他的这种态度不仅仅在于对学历如此，即便是对生活、对爱情也是这样。在他心中，除了学问，其他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到了三十八岁上才和唐筼成婚并相伴终生，这和那些民国风流才子完全不同。

因为陈寅恪起点高了，很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虽然只有复旦公学的文凭，清华在组建国学研究院的时候，他却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王国维是“帝师”、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赵元任是民国最帅的语言学家，这三位都是名动九州的大家、名家，只有陈寅恪没有文凭，当时也没有著作等身。后来其他三位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他，名声、地位日益崇高，学术也更加精进。

后期的陈寅恪是文史哲一把抓，什么都敢教，什么都能讲。还有所谓的“三不讲原则”，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为什么能做到这些？除了根基深，求学广，关键是学习能力强，他的思考、见解一直在充实、更新。

在学校期间，他被学生们称为“太教授”，因为上课的时候不仅仅学生去，很多教授都跑去旁听。学问之渊博，课堂之精彩，是为一时盛况。

陈寅恪不但是“公子中的公子”、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你说这样一位人物，没有真才实学，当得起民国那么多才子的交口称赞？

今人吹捧陈寅恪，大都并不真正了解他，只知道他学问大，而且忠于学术，特别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喊出了所有人（不仅仅是文人）心中的想法。为什么会有人来质疑吹捧过火？可能是某些朋友被宣传过后，去详细了解陈公子的学术成就，感觉并没有惊天动地，而且建国后又不认真搞学术，却写了一部为歌女立传的《柳如是别传》，简直是有辱斯文，所以这些朋友就觉得上了陆键东的当，开始提出质疑。

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噬。不论吹捧还是质疑，其原因还是对陈寅恪的学问并不真正了解。

陈寅恪的学问有多大？

深不可测。

就拿传统文人视为末技的诗词来说，陈寅恪可以说是民国最大的诗人，即便放到清朝几百年，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在清华讲课，出考题，从来都是出口成章，精工对联。比如有次上联“孙悟空”，大家都知道下联是“祖冲之”，后来的周祖谟则用“胡适之”来对，博得了陈寅恪的青眼。

又比如他初到清华，就是一联成名。他送给清华学子一幅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这对联之工整、寓意之精巧，一下子就让清华学子们对这位没有文凭的导师服了气。

“南海圣人”是康有为，梁启超是康有为弟子，到这里来当导师，那么大家都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了。而另一位导师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正宗帝师，所以大家都和大清皇帝都是同学。陈寅恪四零年去重庆参加政府的文化会议后写的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也蛮有意思：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里面的“食蛤”，就是吃蛤蜊，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个典故。意思就是只吃蛤蜊，不问世事，与现在的“吃瓜群众”含义基本一样。从这首七律也可以看出陈寅恪这位学术公子对政事的态度。你干你的事，我吃我的瓜。

他一直就是这个态度，建国后郭沫若代表中央邀请他主持中古历史研究所，他直接提出要求约法三章，不让他的任何工作人员学马列，还要最高领袖毛、刘的书面保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不了了之。陈寅恪一直寓居南方，而当时炙手可热的康生登门拜访，他也是闭门不见。可见不仅仅是口里那么说，也是那么做的，这才是当时、如今的压迫下扭曲的文人敢想而不敢做的行为。

为天下之不敢为，如何吹捧都不为过。

不过诗词只是陈寅恪的末技，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最高的是在佛学、历史、语言学。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他的贡献主要是来源于他在逃难中所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在逃难之中，全然没有翻阅、查验前人作品，完全凭借心中的学问和知识写成的。光就这一份记忆力，就秒杀了大部分文人。

而实际上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最大的是“历史学”的突破。中国人以前研究历史，都是《史记》、《汉书》之类的历史记载、考据核实。而陈寅恪提出了“史识”的概念，“史识”并非历史观，而是经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而获得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才是研究历史真正要追求的。

同时陈寅恪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开拓。是改变了几千年史学的研究性途径、新方法。

也就是说，从陈寅恪开始，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方法，改变了。

陈寅恪研究历史，不单纯沿着帝王将相、历史事件的脉络来研究，而是打散、重组，注重横向联系，以多种学问相互融合为方法，来得出历史结论。比如说他的重点研究南北朝的历史，他侧重的是门阀集团的分类、流变和相互影响。于唐代历史的研究，也提出了“关陇集团”的概念来解释李唐的兴起。

这种综合的的横向、多角度研究，不再仅限于帝王记事的研究方法，就是从陈寅恪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么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朋友觉得他的研究也没什么新意，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承袭了他的研究方法。而陈寅恪是在渊博的知识之上，建立了这套研究方法的人。

陈寅恪还是语言文学大家。至于他懂多少国的文字，是不是中间有虚假的吹捧成分，我们不管他，但是他用语言文字的发展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文学作品中来验证历史。语言文学和历史互证，也是陈寅恪研究的一大发明。从诗里面读出历史来，就是因循陈公子的套路。

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备语言、文学、历史三方面的综合研究能力，对于横跨清华文史哲三大家的陈寅恪来说，这种研究可以说是必然结果。

陈寅恪掌握梵文和巴利文，最初的佛经就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或者是从梵文翻译为巴利文再翻译为汉语的。这就让他对佛学研究有了天然的便利条件，在语言方面的造诣，没有其他人能达到，那么相对来说对原始佛学的研究，也难有其他人能达到。

他的学生季羡林，同样得益于梵文和巴利文，主要学术成就就在于佛学和印度文化。

至于为何后来花费十年时间去写《柳如是别传》，一直是国学界、文学界的争论热点。

其实，治清史一直是陈寅恪的心愿，但是由于这关系到他自己家族，他认为他本人并不适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否则的话，也不至于让我们今天的清史研究陷入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

但是《柳如是别传》写的就是清朝的事情，虽然不是历史，不过作为“以诗证史”的发明者，陈寅恪面对这个史料稀有的青楼女子，是如何考据的呢？他都是通过柳如是的诗和钱谦益的诗来考证的，正是“以诗证史”，从诗作里寻找历史渊源。

毫无疑问，《柳如是别传》的考证是准确的、精细的，也是全面的。

陈寅恪写柳如是，其实是借写柳如是来写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

作为一个在历史、文学、语言学、佛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标杆，在为学、治文上宁可贫病，也要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和当下的各种国学大师们过过眼，值不值得我们吹捧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