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鏞讓人有瞭投機的勇氣
談書法，很多人會想到王鏞，因為他代表瞭一個勢力和一種文化價值取向。肯定他的人是在他身上看到瞭書法可以走捷徑速成，可以劍走偏鋒世俗化。否定他的人覺得王先生的字粗淺，缺乏根據，違背學術價值。不管怎樣，王鏞在凡俗中是成功的，既有教授這樣的學術名分，又有院長之類的學術權力、學術話語權，更有一些同道羨慕的市場根基。單從這些方面來說，他作為模板，給瞭許多人，包括弟子們奮鬥的勇氣。
王鏞的學書過程很簡單，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這期間他對書、對畫的認識很淺，用現在的話來說，一手“江湖體。”即便有李可染、梁樹年、葉淺予這樣的名師指導，但都無法說明他的書畫水平與教育背景相匹配。客觀地說，名師對王先生的影響，不及歐風美雨中的“喇叭褲、”“霹靂舞”直接。事實上，八十年代初期的“流行風”是王鏞藝術思想的重要養分，不僅害瞭王鏞，也害瞭中國藝術界的未來。即使現在，王鏞的書法看似有磚文瓦當成分，實是美式塗鴉本質，比如他的題匾（王鏞匾額藝術展，2020年9月26日-10月9日）。不過，與石開、沃興華、曾翔等比，王又有幾分內涵和聰明。他的內涵在於文化回歸中的迷途知返，照貓畫虎抄秦漢。縱使有粗服亂麻乞討相，不乏讓人一絲憐憫。他的機巧在於用智商嘗試越過學術基礎和修煉之功，用鄉村小情趣意欲彌補傳統修養上的不足。需要說的是，小情趣不是文化主體，帶泥土味兒的磚瓦片兒不是廟堂。怎麼看王鏞的字，都有一股市井的寒酸氣，遊俠莽夫的野蠻勁兒。當然，這是近幾年他最好的藝術狀態。
王鏞是新潮藝術的附庸者、犧牲品
有人說，王鏞開瞭一代“新風，”要我說，他是新風的附庸者、犧牲品。不管是“流行書風”也好，東西那北風也罷，他隻是“85新潮”中與傳統劃分界限的弄潮兒，其功與著奇裝異服、穿高跟鞋、燙發的社會青年沒多少區別，其過，便是以批判、突破舊有觀念為由，迎合大眾情緒，毀瞭自己，誤瞭學生。這幾年，凡是堅守新潮藝術的那些人都銷聲匿跡瞭，連王鏞自己也偷偷轉型，不敢將2000年之前的作品示人，用最樸素的磚刻、瓦礫之文武裝自己。隻可惜，八十歲學吹喇叭，悔之晚矣！
他的小聰明是把書法看成技術，把常見的學習材料視為機密。殊不知，其見聞不如洛陽文物販子，他東拼西抄出土碎片刻字，反倒給他的書法貼瞭沒文化的標簽 ：“醜書。”
這把年紀還在擬古、襲古，不醜也是愚蠢！
現在，即使王鏞想證明自己的書法不醜也很難。縱觀他的藝術生涯，沒有一張像樣的臨摹作品和一張與傳統對接的創作作品。其行書、隸書是硬傷，早期印在刊物上的想摳都摳不掉，展在網站上的，竟成瞭自己的忌諱，毀得毫無蹤跡。記得去年在其雅昌藝術官網上還有幾張作品，今年一張都沒。
忠言逆耳，王先生最好實實在在地臨幾年顏真卿、柳公權或者歐陽詢。這沒什麼丟人的，宋以來所有的文人都沒有越過此道門。就連主導金石學的那些晚明、清朝、民國思想傢，不外乎內唐之華麗多變，外上古之樸素大方，比如康有為、章炳麟、羅振玉、王國維等。
說到底，老王沒文化。不追學問，隻探風向！
王鏞把技術當成學問，把小聰明當成才華
事實上，王鏞練字隻是近十幾年的事情。翻開他的早期作品，行書、隸書、篆書十分惡俗。繪畫如鉛筆畫，有黃賓虹、張仃之形，卻無其實。筆墨、佈置無變化，似螞蟻壘窩處處求勻稱。哪怕是一筆一畫、一點一團全是如此。
要說他的字粗俗，那麼他的畫正好放大瞭這個缺陷。王鏞在畫裡盡量避免長線條筆法，想法設法用短線和點來彌補不足。恰是這一點，其畫有形無神，窒塞而不靈動。究其原因，還是讀書少、悟性差、書寫工夫不過關。
王鏞的書寫沒有文化，隻有技術，其秘籍之一不外乎去毛筆最關鍵的部位筆鋒，而取筆根。之二，能用小筆的絕不會用大的。因為，筆鋒需要萬裡路工夫，筆根隻需力氣，無需智商。還有，筆越大越難駕馭。所以，王鏞的字總給人一種感覺，小兒滑坡。一屁股坐下，從頭滑到底，看著熱鬧，實則小聰明。
學者王旭簡介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ozabc.com/keji/2936.html